机，从日记里发现她可能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迪拜的人，有离家出走的倾向。
年轻民警听完之后问了一句话：“韩女士，您女儿最近有没有跟您提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？”
茉莉愣了一下。
“……有。她经常跟我吵架。嫌我管得太严了。”
民警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。然后他请茉莉去一趟派出所，帮忙调取机场和车站的监控记录。
到了派出所之后，查询结果很快就出来了——念咏在下午四点左右独自出现在N市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，五点十分通过安检，登上了当晚七点整飞往迪拜的航班。机票是用护照买的，单程票，没有返程。
民警把航班信息打印出来递给茉莉时，表情有些微妙。一个十六岁的女孩，背着家里买了单程机票飞往一个中东国家——这事情的性质已经超出了普通“离家出走”的范畴，隐约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气息。
“韩女士，您女儿出境的程序是合规的。她有护照，有签证——虽然我不清楚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是怎么单独办下迪拜签证的，但手续上没有问题。她现在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，预计迪拜当地时间晚上十一点左右落地。”民警斟酌着措辞，“我们这边会做一个走失人口的登记，同时上报出入境管理部门。但说实话——人已经出境了，我们能做的很有限。建议您联系一下迪拜那边的使领馆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协助找人。”
茉莉点了点头。她接过那张航班信息单，看了一眼上面印着的“DXB”三个字母——迪拜国际机场。
她谢过民警，走出了派出所。外面已经深夜了，街道上空荡荡的，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她站在路灯下，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——她认识的人不多，在迪拜那边更是几乎没有任何熟人。
她有一个以前合作过的客户，叫“Lucy”，是个在迪拜做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女人。几年前茉莉帮她翻译过一份大型的商业计划书，合作还算愉快，后来逢年过节也会在微信上互相问候几句。茉莉咬了咬嘴唇，还是给Lucy发了条消息，简单说了一下女儿可能去了迪拜的事情，问她有没有办法帮忙留意一下。
消息发出去之后，等了快半个小时才收到回复：“韩姐，这事儿不太好办。迪拜说大不大说小不小，要在这么大一个城市里找一个刚下飞机的中国小女孩，几乎不可能。我倒是认识几个在机场工作的地勤，可以帮您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她，但说实话希望不大。您最好还是自己过来一趟。”
茉莉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，然后回复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她收起手机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夜风有些凉，吹在她身上让她打了个寒颤。她裹紧了外套，加快了脚步——但走快了腰又开始隐隐作痛，她只能放慢速度，一手撑着腰，以一种略显蹒跚的姿态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。
回到家之后，茉莉打开衣柜开始收拾行李。
她翻出自己的护照——还好，有效期还在。迪拜对中国公民免签，她随时可以买机票出发。她打开手机查了一下航班——明天最早一班飞迪拜的飞机是上午九点，中转一次，大概下午四点多到。
她订了票。
然后她开始往行李箱里放东西。几件换洗的衣服，牙膏牙刷，充电器，充电宝，笔记本电脑，几包压缩饼干——她到现在还没吃晚饭，胃里空空的，但她没有胃口。
她蹲在行李箱前面，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放进去，动作很慢。她的腰还在隐隐作痛，每弯一次腰都在提醒她：你的身体已经废了。你连拉个抽屉都能闪了腰，你连跑几步都会喘，你连——
茉莉的手停住了。
她保持着蹲姿，看着行李箱里叠放整齐的衣服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。
一条灰暗的走廊。潮湿的、带着霉味的水泥地面。头顶一盏昏黄的灯泡，在缓慢的左右摇摆中拖着影子在墙上蠕动。她的手被反绑在身后，手腕上勒着一圈粗糙的麻绳，磨破了皮肤，渗出的血把绳子染成了暗褐色。
她被人从地上拽起来，拖着走过那条走廊。她的视线是模糊的，眼前晃动着一双又一双赤裸的脚，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垢。她听到有人在笑，用她听不懂的语言说着什么，然后有人从背后扯掉了她的上衣——
“哈——！”
茉莉猛地从回忆中抽身，像溺水的人浮出水面一样大口呼吸着。她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倒在了地上，后背抵着床沿，双手死死地抓着行李箱的边缘，指骨泛白，全身在无法控制地颤抖。
是恐慌发作。
她认得这个东西。在她被救出来之后的最初几年里，这个东西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造访她几次。它会在她最毫无防备的时候袭来——洗澡的时候，过马路的时候，切菜的时候，甚至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——突然之间，那条灰暗的走廊就会出现在她眼前，那些笑声就会在她耳边响起，那些粗糙的手掌触碰她皮肤的感觉就会像潮水一样把她淹没。
她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，才学会在恐慌发作的时候让自己不叫出声来。但她始终没能学会不让它发生。
现在它又来了。在迪拜这个地名面前。
十